第十九章
二○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我已过了三十八岁生日，我的生命第三十八次与“国庆”和“中秋”愉快相逢，这种愉快（包括过生日的愉快）我从三四岁起就有了记忆。
我想一概的节日，也在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里，区别仅仅是——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所过是不同的节日。
然而我要死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也许最长再活上几年，而短则几个月。甚至，很可能活不过二○二○年。
尽管如此，不论我的第三十八个生日，还是“国庆”和“中秋”，我都过得格外愉快，完全可以用“开心”来形容。亲人和朋友为此“周密策划”，我则尽量以最好的心情和最佳的精神状态予以配合。“最好”和“最佳”，是指我事实上所能做到的程度。亲人和朋友忧伤地“愉快”着；我忘乎所以地“开心”着。“开心”着他们的“愉快”，“开心”着自己所做到的“最好”和“最佳”。我因自己的配合能力而颇有成就感。
我小时候曾在养父养母的带领下看过一次京剧——剧名和内容早已忘了，只记得一名走路颤颤巍巍的老苍头的几句唱词：
老汉今年七十八，
好比路旁草一棵，
过了重阳秋八月，
不知来年活不活……
老苍头唱得特悲哀——那种悲哀我内心里也是有的，挥之再挥，无法挥去。
中国的长寿之人越来越多了。可我才三十八岁就将不久于世了……
我是多么的热爱生活啊！
热爱我平凡的、普通的人生之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包括我三十八岁人生中的心碎时刻和无助的感受。
婚后我的人生发生了必然的改变。
第二年我和翔有了儿子。
儿子半岁后我的产假结束，重回明德公司上班，儿子主要由婆婆照看。有了孙子使婆婆喜出望外，她做奶奶做得特幸福，但那份责任也是她始料不及的。
翔的小姨曾对我说：“阿拉上海女子做婆婆做到吾老姐那样，是侬福气，婉之侬知足吧。”
我不但知足，而且感恩。
翔在摄影家协会改选时，主动辞去了副主席一职。他的说法是：“挺长时期没好作品了，惭愧了，应该让贤。”
而我明白，他不愿说的考虑是——他那副主席是专职副主席，要坐班的。他在深圳的两年，是深圳市委宣传部出面向上海文联借调的。借调期已过，如果他不主动请辞，继续将专职副主席当下去，那么作为丈夫、父亲和儿子，他在尽家庭责任方面就分身乏术了。他是孝子，不忍心看着老母亲带孙子带得那么辛苦而心安理得。
他也是好丈夫——我的老板是他的朋友，他希望我少受家事拖累，工作表现出色，所以宁愿自己有时间多分担一些家事。
当然，也有经济方面的考虑。有了儿子，开销大了。儿子要入托、上学，不预先存下笔钱，以后用到时会犯愁的。他与一位摄影家朋友合开了一处专照婚礼照和孕期照的艺术摄影馆，收入多了不少。
以前的他，是艺术追求第一，作品获奖第一，兼顾收入；有了儿子以后，反过来了，变成收入第一，兼顾艺术追求了。而且，持一种能兼顾则兼顾，兼顾不成也无所谓的态度。
由于他的变，坊间对他的负面议论不少。有人还在报上发表了文章，不点名地批评他。文中有两句话很使他受伤——“艺术家一旦为金钱俘虏，其第二生命就终结了。”
他尽量对我“封锁”那些关于他的负面舆论，而我作为他的妻子又岂能一无所知？并且，那些负面舆论，一度也影响过我的情绪。
有次他酒后问我：“是艺术家的艺术生命重要，还是艺术家的儿子成长中的生命重要？”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只有默默吻他。
每个人都只能在现实面前低下自己高傲的头颅——我认为在现实面前明智地妥协与勇于向现实挑战都是人应必备的能力。彻底否定了前一种能力而一味鼓吹后一种，是有毒的文化现象。因为人生不该类似角斗士。
我和李娟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我成为嫁到上海的深圳人以后，事实上已不能与娟在深圳“同舟共济”了。娟又开了一家超市，两处超市加一处药店，够她操心够她忙碌够她辛劳的。仅仅因为我当年出了几万元“创业费”，我便成了理所当然的“持股人”，然后不劳而获地“分红”，这使我每思每愧，却不知该怎么办好。
儿子一周岁时，我收到了娟按东北习俗寄来的“贺岁”钱；我明白那就是“分红”，只不过她太了解我，换了种说法。
“五万元也太多了，五百元就不少了……你认为呢？”翔也显然大为不安。我看出了他已有想法，在试探我的意思。
“和你的感受相同啊。”我遂将自己的惭愧倾吐而出。
他说：“你好朋友可是只有一个肾的人，咱们不能忘了这一点。她太不容易了，三个店的效益不错，那全是她和她弟起早贪黑没假没节地努力的结果。咱们和她的情况也大不一样。你我有工资，上海和全国比还是工资高的城市，我除了工资，另外还有收入。我妈也有退休金，她花不完，每月还能存点儿。可娟不同，她和她弟至今在深圳仍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当然往前看肯定不是回事儿。她在农村又有那么多穷亲戚，这一点咱们也不能忘了……”
“你是怎么想的直说，别绕弯子。”我犯急了。
“你退股吧。”翔的话把我给说愣了。
“有句话我以前说过，现在再说一遍——娟是有经商头脑的，也有一股子人生的闯劲儿，这两点都是你不具备的，老实说连我也不具备。你俩别再一条绳拴俩蚂蚱了。再那么下去，对人家娟太不公平了。每次听你俩靠手机讨论经营上的事儿，我都替她累心。剪断那条绳，她反而会飞得更高更远。蚂蚱不是只会蹦，也会飞……”
翔那天是抹下脸了，一点儿不给我留面子，把话说得特直接。“可……我如果坚持那么做，她会受不了的……”
“这事儿你处理不好。你跟她那么说，她当然会跟你犯急。如果你同意，我来办吧。”翔的想法我也有过，我便授权由他来“解决”了。
当时，深圳有家印刷公司，叫“雅昌”。水平很高，常在国际上拿印刷评比大奖。上海摄影家协会要在“雅昌”印优秀作品集，翔与“雅昌”的老板万杰也是朋友，于是主动请缨前往深圳洽谈——由他出面，价格上会打折扣，这正中领导下怀，他的领导很高兴地批准了。
翔从深圳回来后，公私两项任务都完成了。
听他说与娟谈得很好，我没追问他究竟怎么谈的；但我内心里是挺怀疑的。我太了解娟了——一想到娟的内心感受会怎样，我宁可不问。
果然，晚上娟向我“问罪”了：“婉之，你什么意思啊？你让高翔来逼我对那事儿表态，我能不……”她在深圳那头哭起来了，哭得那叫伤心，连她弟从旁劝她别哭的话我都听到了。
“我没逼她！我冤枉！……”在我旁边的翔委屈又尴尬。
我将他推开，对着手机大声说：“娟，那事儿就那么定了，以后不再提了。现在认真听我的话——第一，趁目前房价还没涨，赶紧把房子买下，贷款也要买，最好一次到位。第二，个人问题还是要考虑，别不当回事。第三，翔对你在经商方面的能力评价可高了，你完全可以自作主张……你明白我想说什么，我对你充满希望啊娟！……”我也不禁流下泪来。
那一次我俩聊了很久。
娟所以伤心，是因为翔坚持只撤股，不分利。二人争得面红耳赤，翔最后才不得不多收下了一万元。
都说上海人在事关钱的问题上斤斤计较，我的丈夫可不那样，他做人做得特“大器”。
我有翔那样的丈夫，也感恩生活。
我儿子两岁时，娟在深圳又开了一家服装店。以后她一年至少来上海一两次，为店里亲选服装。她每次来到我家，我家的气氛都像过节一样。她也认识了我婆婆和翔的三个姨，以及翔的朋友们，大家都很喜欢她。
因为与我的关系，娟的那个“和”也不是从前的“和”了，“绝对值”扩大了。
名言果然是名言！
娟告诉我——她听从了我的建议，贷款为自己和弟弟各买了一套六十几平米的住房。
“放心，还贷没问题。我把药店交给我弟负责了，他自己招聘了一名中医学院毕业的姑娘帮他，那么手续上也符合规定了。我那套我还贷，他那套他还贷。得给他压力，小百姓的人生，没点压力还行？女孩是湖南的，他俩关系处得挺好，但愿以后能成夫妻，那我当姐的就省心了。”
娟的话自信而又满怀憧憬。
我心大悦，也十分感动——为娟对她残疾弟弟的那份爱。
那日娟走后，翔问我为什么高兴异常？我将娟的话告诉了他，他也十分高兴，连说：“祝福她们姐弟俩，祝福她们姐弟俩！你退股退对了吧？否则，娟下不了买房的决心啊！……”
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人那么发自内心地为非亲非故的人生而祝福，并且该人是我丈夫，这使我倍觉幸运——幸运于自己嫁对了人。现实中，发自内心地为别人的人生祝福的人是不多的，何况还非亲非故。尽管我涉世未深，但对此点已心知肚明。
我和娟虽然不再是“拴在一条绳上的两只蚂蚱”了，关系却更亲了。
儿子三岁那年，养父到上海来看我。他已完全赋闲了，这种日子使他找不到北，处在极不情愿的磨合期，似乎一下子从心态上老了。婆婆对我养父的到来持热情洋溢的欢迎态度，一有空就主动带我养父逛街，四处参观，还看了两场电影。
一天，翔对我说：“咱俩的生活要出新状况了。”
我一愣，问是好的那种还是不好的那种。
他拐弯抹角地说：“很难下结论。同一种状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
我急了，催他开门见山地说。我对那时的生活颇满意，唯恐出现不好的状况。
翔便直截了当地说：“我妈对你爸，产生黄昏恋了……”
我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你爸毕竟是当过市长的人，还是当年的老大学生，如果你爸眼眶高，我妈遭遇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下场，而且自尊受打击还是你爸造成的，那我这个儿子太心疼我妈了……”翔说得特忧伤，仿佛事实已然了。
“可……可……就算我爸也有意，那样……好吗？……”
我张了几次嘴才说出话来。虽然非属不好的状况，却太使我惊诧了。
“如果落花有意流水也有情，那就只剩下咱俩什么态度了，你什么态度呢？”
当时我俩正吃晚饭。翔不吃了，也将菜盘子从我面前移开了，仿佛我与他的态度一旦相佐，就不许我吃那顿晚饭了。
“你先说。”
我只得放下了碗。
翔坚持道：“不，你先说。”
我说：“别人会怎么看？”
“先别管别人怎么看。”
我婉转地说：“那就顺其自然吧。”
“这叫什么态度？等于没有态度。”
我只得又单刀直入地说：“能那样也挺好。我爸多了个儿子，我呢，既是媳妇，也成了女儿……”我忍不住笑了。
翔说：“严肃点儿，你说的是心里话？”
我说：“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翔打断我道：“就要你这句话！”
他起身去取来啤酒，倒出两杯，要我与他干杯。
我问：“这就庆祝呀？”
他说：“祝福你爸和我妈。”
我说：“流水到底有没有意，咱俩还不清楚呀。”
他说：“也先别管。咱俩态度一致了，可以起助推作用嘛！干！等等，重新来过，为了你爸和我妈的晚年幸福，咱俩得喝交杯酒！”
上床后，那个话题成了我俩的核心话题。翔讲他妈的往事，我讲我爸的往事；间或也会讲到他的“馆员爸爸”和我的“校长妈妈”。非但没有对各自的爸妈有负疚感，反而有告慰之感。仿佛大功一旦告成，也替各自的亡父亡母了却了遗愿似的——不，不是仿佛，事实如此。
思想认识一旦统一，我俩情到浓时的一番“云雨”，都做得激情燃烧。
而实际上，我俩起的作用只不过是微小的，轻推了一把而已。养父决定回去的前几天，一起在婆婆那儿闲聊时，我按“既定方针”不失时机地说：“老爸，我婆婆替我和翔带孩子劳苦功高，你陪她回咱们玉县老家住几天，到处玩玩，使我婆婆放松放松行不？”
养父看着我婆婆说：“好啊，只要她愿意，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婆婆小女孩似的红了脸，低下头细声说：“我愿意，怎么会不愿意呢？就是……”
翔赶紧说：“不是有我嘛，我负责接送孩子！”
婆婆看着我养父，含情脉脉地问：“那，能定下来不？”
养父一脸庄严地承诺：“就这么定了。”
结果养父和婆婆提前两天双双离开了上海——那显然是他俩迫不及待之事。我和翔的看法是，他俩早就心心相印了，只欠有谁往一块儿轻轻推一下。都没想到推的是儿女，于是水到渠成。
婆婆从玉县回到上海后，仿佛年轻了十岁，幸福常挂脸上。
几个月后，养父和婆婆领了结婚证。没办婚礼，只请少数亲人朋友吃了顿喜宴。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知道的人都用上海话说是“老好老好的事体”，一句闲言碎语没听到。
我养父又变得开朗了，找回了幽默感。也又开始重视自己的仪表了。
上海老妈一旦再婚，比年轻女子还善于做娇妻，我更是自愧弗如；而我经常看出，我养父特享受那一点。
翔有次说：“亲爱的，你要向我妈学习。榜样就在身边，为什么不虚心学习呢？”
我就学婆婆的样子和语调说：“阿拉学也要有个过程嘛！”
那一年，娟那边也发生了令我无比惊诧的状况——先是，她与我通话时告诉我，张家贵大哥被查出患了小脑萎缩症。那次通话主要是说别的事，娟只不过附带着提到了一句，听来她当时也没太放在心上。我也和娟一样，视张大哥为贵人。娟没太放在心上，但却引起了我的重视。通话结束后，我问翔要紧不要紧，翔说以张大哥那种岁数，确认为小脑萎缩也不必多么慌张。许多人年过五十以后，小脑都会不同程度地发生萎缩。翔各方面的知识都挺丰富，听他那么说，我遂放下心来。
三个多月以后，娟又一次与我通话，劈头就说：“婉之，我结婚了。”
太突然了！
我愣了几秒钟才回过神儿来，不满地责问：“你可真能保密呀，跟什么人啊？”
娟说：“张大哥。”
我又愣了几秒钟。
“就是张家贵。”
我接着可就不只愣了几秒钟了。
张大哥可比娟大二十六岁，快六十了！
手机那头，娟又说张大哥的病症发展得极快，走路已经不稳了，连医生都没料到。并且，也基本上束手无策。
娟说：“照那样的速度发展下去，一两年后他可就是废人了。”
我不知怎么说才好。
娟说：“他是好人。”
我仍呆着。
娟说：“我要趁他还没成废人，让他过上一两年是丈夫的生活。”
“……”
“你和翔都很忙，又有了孩子，千万别过来了。几天后我要为我俩办场婚礼，新娘子穿婚纱那样式儿的。你代表高翔给我发条祝贺短信行不？我要让人在婚礼上念。”
“行。”我口中终于吐出了一个字。
合上手机后，我将娟的话复述给翔听。
翔说：“唉，张大哥太不幸了，娟那么做太符合她性格了！发什么祝贺短信啊，咱俩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去！”
我犹豫地说：“咱俩都去呢？”
翔不加思索地说：“好，都去！”
正巧我养父又来上海了，他知道后，主动说：“李娟是个好姑娘，我也去。”
于是我成了伴娘，翔成了证婚人，养父代表我们的五口之家表达了由衷的祝福。他的话本是没什么问题的——从一座新城可喜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谈到年轻人在深圳的创业精神之可贵，再谈到人生的可把握性，特符合他的身份。令我暗吃一惊的是，他居然也谈到了他与我婆婆的晚年结合！估计是因为长久没登台讲过话了，一说开去，收不住闸了。然而他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娟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他，张大哥落泪了，向他深鞠一躬。
过后我对翔埋怨道：“咱爸不该说咱们家的事，没必要。”
翔却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好。通过现身说法，表达理解，意在为娟和张大哥堵住别人们可能的闲言碎语，咱爸用心良苦。”
不久，我收到了二姐的信。
我与二姐并无书信往来，也没通过话。但我依然履行着承诺，定期给她的儿子赵凯寄钱——他已考上了一所省内的大学，花销大了，我寄给他的钱也多了。
二姐肯定是从他那儿知道我家在上海的地址的。
二姐的信毒汁四溅。除了没骂脏话，种种诅咒无所不用其极。
原来二姐对自己与张大哥那事儿，从未彻底死心，并且仍巴望着某一天忽然由我向她传达了她梦寐以求的福音。一个人对一件完全是一厢情愿之事的执迷不悟，令我匪夷所思。现在可好，我非但没助她实现梦想，反而将自己最好的女友和张家贵“撮合”成了夫妻，我和丈夫和养父还都前往深圳参加了婚礼，这对她的刺激非同小可。换位来想，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撮合”，已有三处店面的李娟岂会嫁给大自己二十六岁的张家贵？图的还不是能靠住张家贵这位老板吗？——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以上想法是多么的使我二姐绝望又愤怒。
那封信同样使我愤怒异常。
我能换位思考，却无法做到不生气。
翔见我气得发抖，将信要过去也看了一遍。
他奇怪地问：“你二姐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我告诉他玉县人在深圳有同乡会。
“世上竟有你二姐这样的人！难道她忘了我们还在供她儿子上大学吗？”翔将那封信撕了。
我说：“看来我以后不能再回神仙顶了。”
“那就不回去！永不回去又怎样？我们的生活无法继续了？！”翔气得拍起了桌子。
我暗下决心，不再给赵凯寄钱了。然而到了该寄钱的日子，身不由己地还是去了次邮局。
有时，责任也具有强迫症的特征。
儿子四岁时，我在明德公司也整整工作了四个年头了。四年间涨了三百元工资，钱虽不多，但毕竟对我的工作状态是种鞭策和肯定。四年间我也积累了不少工作经验，具有独当一面的能力了。
我丈夫与我老板的特殊关系基于这样一件事——耿老先生是自驾游爱好者，我丈夫也是。只不过耿老先生开的是豪车，我丈夫经常租摩托。
豪车也免不了会出故障，在西藏，耿老先生的豪车过浅河时侧翻了，他的脚踝扭伤了。翔恰巧骑摩托经过那里，分两次将耿老先生和他老伴载到了附近的藏民家。但自从我在明德公司上班后，他俩并没见过面，因为耿老先生是满世界“飞行”的人，每年也就到上海一两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过每年春节，家中都会收到耿老先生的贺年卡和一份礼物；翔也同样回赠。他俩并不通手机。或者，通话我也不知道。
一日，办公室告诉我，耿老先生下午要见我。
“我此次来上海，与你谈次话也是重要的事之一。”我刚一坐定，耿老先生就这么说。
他问我是否还记得，当年将我调到投资部时，他曾说过我日后自会明白原因？
我不记得了，却说记得。
“那么，先看看这个。”
他给了我一份企划书——没想到他对贵州那么了解，居然知道贵州有处山区叫神仙顶！而神仙顶与台湾高山地区海拔接近，气候相似，虽然并不靠海，却是大陆山区气候湿度最适于生长台湾高山茶的选地。他要将高山茶移植到神仙顶，培育出一种新茶。他说他夫人是贵州人，向贵州投资助贫，是他夫人的夙愿，也是他此生必了之要事。
“以前我和我夫人认为我们首先是台湾人，同时是中国人。现在的我们，认为自己首先是中国人，同时是台湾人。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们为大陆感到高兴。新茶的名字我都想好了——以后的商标上将有这样的字句：中国新茶，‘高贵红’‘高贵绿’，听起来多喜人啊，是不是？其实呢，我一直在关心你的工作情况。我认为你现在已经完全有能力担当项目主管了，这个项目的实现非你莫属。你有别人没有的优势——你是玉县人；你们方家在玉县口碑良好；你父亲当过临江市市长，你的人脉资源大可利用！所以，我要当面将这个项目交给你来做，希望你别以任何理由推诿。我们现在就将此事确定下来，行不？”
我首先想到了我那可怕的二姐。是的，我已觉得我的二姐有些可怕了。
但耿老先生的一番话深深感动了我。
我肯定地说：“行。”
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丈夫、婆婆和养父一致支持我。娟也鼓励我。亲人朋友都为我终于有机会担当重任而为我高兴。
不料，我又出现在神仙顶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我二姐。当时几名乡干部正陪我在山区考察；我二姐预先获知了消息，双手叉腰堵住了我们的去路：“方婉之！你个不亲骨肉亲外人的贱货，你还有什么脸回到神仙顶？你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要不是因为你，如今成了老板夫人的是我！我儿子也不必再花你寄给他的臭钱了！……”
那日我领教了泼妇的真正样子。
我又气得浑身发抖，却没到说不出话的程度。我义正词严地驳斥：“何小菊！我寄给赵凯的钱每一元都是我从工资里省出来的，都是干净的！如果你认为他不需要了，我以后不寄就是……”
“不寄？你敢！以前不寄可以，现在想不寄？晚了！谁叫你坏了我的好事，断了我的财路？你若不寄了，我到上海去臭你！让全上海人都知道，你跟张家贵早有一腿！你为了讨好他，才撮合……”她越发信口雌黄了。
乡干部看不过去也听不下去，纷纷上前批评她。谁批评，她骂谁。我们只得一起转身，另择一路。她却不肯罢休，紧跑几步，继续阻骂不止。
忽然天降救星。不是别人，是我大姐何小芹。
何小芹一言不发，抡圆胳膊扇了何小菊一记大耳光。
何小菊被扇呆了。
不待她撒野，何小芹又给了她一耳光。紧接着，猫下腰一头朝她撞去，撞得她连连后退，一屁股坐在地上。
说来也怪，那何小菊站起后，不敢正眼看我大姐，而是拍拍后身土，自己跌了一跤似的，转身怏怏地走了。
我大姐对我说：“婉之，咱们何家太难为你了……”
我抱住我大姐哭了。
在我大姐家，大姐夫唉声叹气地说：“婉之啊婉之，你怎么这么个命呀！你看你大姐，生活好了，儿子出息了，家乡面貌变了，她的病也好了。可你二姐，我看她是受了你二姐夫那事儿的刺激，也疯了。一个疯过的姐好了，一个一向正常的姐疯了，你们何家冒犯过哪路神仙啊，让你受这份儿牵连？别回来了，听我的，以后再也别回来了，断了与神仙顶的一切关系吧！”
我大姐也平静地说：“听你大姐夫的吧，他说得对，永远别回来了。我如果想你了，我以后会去看你。”
乡干部们却急了，都反对我大姐和我大姐夫的话，认为我对神仙顶有份责任，必须经常回来。否则，好端端的一个大项目跑了咋办？
陪我考察、开会、调研的，不仅有乡干部，也有县农业局、扶贫办的干部，怕再遇到我二姐，大家都难堪，于是提前派人把守住我二姐家大门，不许她离开院子。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不那样可怎么办呢？结果，县纪委、公安局、法院、报社电台，就会经常收到我二姐的控诉信，控诉我勾结各级干部迫害她。
有人说我二姐是真的精神失常了，也有人说她是装的，为了骗取低保。不管真的还是装的，反正我因为她而出名了。
将好事做成功的过程，往往也是伴随着低俗丑恶的过程。有时陪同我的只不过是必要的几人，可一到吃饭的时候，呼啦啦就来了一二十人，两桌还坐不下，而且带我去的是一次比一次高档的饭店，顿顿上酒。
不少中国人太将白吃白喝之事当成人生一大快事了！
我也开始领教索贿和变相索贿的勾当了。钱如果没打点到，似乎某个章就绝对盖不成。我当然有一笔可自行支配的项目启动资金，但那笔钱如果那么花，会大大影响我的工作热忱。
各级纪委便也收到了我的实名举报信。于是有的干部受处分了，有的干部被免职了。而我，也就有了仇人。
那时的中国，微信虽然还未发达，网站信息却已铺天盖地了，“自媒体”现象已成气候。攻击我的谣言中最无耻且恶毒的一条是——我与我养父已长期存在“暧昧关系”，那实际上等于是“乱伦”的暗示。当年我亲我养父的一张照片在网上疯传，后边的跟帖尽是污言秽语。
养父是那种恪守“持身当如玉无瑕”的人，在官场上虽已经历了种种磨砺，却从没面临过那么卑鄙的羞辱。
他的变化使我相信了“一夜白头”不是妄说。幸亏他具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
婆婆也是特别理智的女人，居然能十分淡然地对待那事。翔是愤怒过的，在家里摔过东西骂过脏话，过后又极心疼我，劝慰我，自恨无法变成一块足以保护我的盾。
那场攻击，委实可令一个关系并不良好的家庭陷于互相猜疑的危机，进而导致解体。
感谢命运——我有一个关系良好的家庭，亲人们之间反而更贴心了。
为了摆脱聚蚊成雷的厌烦心情。翔在那年冬季去了一次内蒙古。十五年来，他一直追踪拍摄一对蒙古族双胞胎少女的成长，那是他的一组大作品，他的内蒙古之行也是不泯的艺术之心使然。
但他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失踪了整整一天。
那一天我远在神仙顶。
那一天我精神崩溃了。
那一天婆婆突发心脏病住进了医院；一头白发的养父充当她的“护工”。
那一天另外三个家庭进入了应急状态——翔的小姨将我的儿子及时接到她家去了；大姨和二姨带着临时凑足的钱也赶往医院，协助护理和完成住院手续；大姨父和二姨父则买了机票辗转飞往内蒙古。
何谓亲人，现实再次给出了诠释。
翔所具有的自救能力使他保住了性命——他寻找到了一处坡地，用双手快速地扒出了雪窝，与他的马一起卧在雪窝里。而真正使他和那匹马幸免于难的是耿老先生。他与翔当日通过话，内蒙古那场暴风雪引起了他的关注，与翔失联使他意识到了情况严重，遂以公司名义租了一架内蒙古的直升机；第二天上午，翔的大姨父和二姨父从直升机上发现了翔。
翔被严重冻伤，担心自己的脸以后不成样子了；担心自己的双手以后举不动照相机了。再乐观的男人也有陷入空前悲观的时候。
作为他的妻子，我不能不反过来扮演他的心理医生——赶鸭子上架也得上，不上可怎么办呢？那一时期我读了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自认为将跨界角色扮演得挺到位，也领悟了“休戚与共”四个字在夫妻间意味着什么。
公司的人们有种说法，认为老板的作为是对我工作精神的回报——我即使陷入了灾难性的困局也未言放弃，这一点使他心生敬意。而我清楚，老板的义举，也是在回报我的丈夫。
我不能放弃。
一件有益于扶贫一方的事，再难我也要坚持做下去。
一旦放弃，岂不成了一场笑话？
我面对的是一块巨幅的玻璃，擦得那么的干净。两侧有雪白的窗帘——这边是我和两名护工；那边是脸上尚未褪疤的丈夫、一头白发的养父和化了淡妆的婆婆。婆婆和养父之间是一名英俊少年，是我和翔的儿子。
癌细胞在我体内又扩散了，我必须接受第三次手术。
亲人们都隔着玻璃望我，做必胜的手势，为我“加油”。
我也望着他们，感受着亲情的珍贵和他们给我的力量。
娟从深圳赶来了，将她三岁的女儿举给我看。
我笑了。
张大哥已不在了——那孩子是他和娟的。
娟接管了运输公司。她已是深圳某区的政协委员了，而且是那个区的商会副会长。确如翔所预见的，她具有无限的经商潜力，将她的事——不，应该说那已是事业了——做得有条不紊，风生水起。
外甥小赵凯也出现了。
他的到来我没想到。
我这个外甥由于他妈对我的怨恨，一度与我的关系也挺别扭。
我做过第二次手术又去到神仙顶的时候，一天，在乡招待所我住的房间里，我俩见过一面，我养父也在。
他当时已参加工作，回家陪他母亲过春节。
我问他在从事什么工作？
他说在一家网站任“主笔”，并将他颇为得意的几篇文章给我看。
我看后甚不以为然，指出那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篇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断章取义的人身攻击。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对人身攻击有切肤之痛。
他问：“你把我看成喷子？”
我说：“你可以那么理解。”
他又问：“喷子和批评家有什么区别？”
我说：“我无法用几句话讲清楚，两者肯定是不同的人。”
他说：“凡讲不清楚的都是没区别的。我要做‘名喷’，称得上是讽刺家的那种，专业水平极高的那种。”
我更不爱听了，皱眉道：“世界上从前没有一种专门的职业叫讽刺家，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专业的喷子，那算什么鸟职业。”
他也不爱听地低下了头。
我苦口婆心地说：“赵凯，换一种正经工作吧！”
他猛抬头悻悻地反驳：“我的工作怎么就不正经了？我写一篇千字文两千元，一字两元，我现在的工作是我收入最高的工作，我已经找到了好感觉，我已经有了成就感！”
我被怼得一时语塞。
养父那时也看完了他的得意文，插言道：“孩子，你小姨说得对，受雇于人，今天捧捧这个，明天黑黑那个，长期下去会没了自我，的确不能当成正经工作……”
他猛地向我养父转过脸，冷言冷语地说：“你知道找到挣钱多点儿的工作有多难吗？我是‘211’毕业的吗？我是‘985’毕业的吗？挣钱多点儿就没了自我？挣得少反而有自我了？什么工作又不是受雇于人？存在的即合理的……”
满头白发的养父被怼得红了脸——还从没有人当着我的面怼过他。
我不禁呵斥：“放肆！”
赵凯就又低下了头，那样子内心很不服。
我说：“我累了，你走吧。”
养父也说：“是啊，你小姨两个月前又做了第二次手术，这你也知道……”
他却说：“我也不只是来看她的，我还有正事没谈。”
我不得不问他什么正事？
他吞吞吐吐地说要向我借十万元钱，说那家网站正重新合股，如果他有十万元参股，那他以后就是小股东了。
“十万元对你算什么呀？小姨你就再成全我一次吧！……”他的双手抓住了我的一只手。
我抽出手，正色道：“十万元快是我一年的工资了。我和我丈夫都是工薪族，我家不是大款人家，我没钱借给你参股。”
“小姨，你跟我哭穷我能信吗？”他冷笑起来。
我对养父说：“爸，你替我说那个字。”
养父说：“女儿，我不能。”
我只得自己说了那个字：“滚。”
他愣了愣，起身便走。在门口站住，背对着我说：“方婉之，我会把你寄给我的钱还你的，加上利息。”
他出门后，我问养父：“爸，‘坏人变老了’这话，是否也意味着有人从年轻时就很坏？”
养父沉吟良久，拍拍我肩，也走出去了——我望向窗外，见他在大口吸烟。
后来他说他代我给赵凯写了封信。
“爸，有些事是没必要的。”我只说了这么一句，懒得问他怎么写的，也懒得说别的。
……
赵凯的出现使我心情复杂，看他不自然，不看他也不自然。
他却目不转睛地看我——抻着一张A4纸，上面写了两行粗笔字：“小姨，我换工作了！”
我笑了，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一名护士指着一扇门柔声细语地说：“方婉之，咱们该进去了。”
另一名护士随即去拉窗帘。
我急忙说：“两位好妹妹，求求你们，再等几分钟。”
就在那时，外边匆匆来了两名军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杨辉，他已是一名二副了；女的是他妻子，一名军医。他俩也有儿子了，论辈该叫我“姨姥”，我曾见过，又聪明又礼貌，将来肯定是个有良好教养的青年。
他俩一出现，别的亲人闪开了；他俩因为来晚了，反而占据了中心位置。他俩一齐向我敬军礼。
我第三次笑了。也流泪了。
电动窗帘徐徐合拢——玻璃壁如同宽银幕，我仿佛躺在轮床上看电影。
我被推进了手术室。
我爱生活，我爱生命。
我平凡，我普通，我做得最成功的事就一件——我使台湾高山茶在贵州神仙顶漫山遍岭地生长着——“高贵红”和“高贵绿”已打开了国际市场，颇受欢迎。
我不想否认我是一个不幸者，还不到四十岁就已做三次癌切除手术了，这当然是不幸啰。但我却一直否认我患癌症是被气的——也许这符合病理学，并且符合一部分事实。然而我更愿承认是我的宿命如此。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还是从自身找原因对头。这么想更能使自己心平气和地面对现实，也有益于我再一次战胜癌症。
我不至于死在手术台上这一点可以肯定。
术后我又能活多久？这个问题我已不再去想。当我不再去想，一不小心又成了“抗癌明星”；这是我年近四十唯一获得的“荣誉”。我对这顶“桂冠”并不真的感到光荣，对人能否“抗癌”心存怀疑；无非就是别陷入自哀自怜的坏情绪的泥沼而已。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是“明星”，我便也做了些“明星”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症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友喜欢。
紫外灯还没开亮，医生和护士在为手术做最后的准备。他们的动作轻得近乎无声。谁偶尔看我一眼，眼睛便会眯起。如果没有口罩遮住，我会看到友爱的笑脸。我在他们心目中不太一般，他们尊敬我。
趁那短暂的时刻，我又开始思考。被全身麻醉的人其实就是“死去”，倘没醒来，那种死法不啻是一种幸运。在大手术台上思考，如同在生死交界处与自己对话——我思故我在嘛。不是谁都有多次这样的机会，我珍惜。
我认为我也是幸运的。
我的养父母和我的丈夫都是享受思考的人，受他们影响我也以思考为乐。我爱思考甚于其他女人爱时装和化妆。
我愿以后之中国，多数孩子都有我养母那样的母亲——不是指有她那种家族背景，那怎么可能？亦非指像她那样是地方名流，这也等于是天方夜谭；而是指像她那么心地善良。这做起来易如呼吸，但是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
“坏人变老了”当然也意味着有人在年轻时就变坏了。
那么——孩子呢？鲁迅的话“救救孩子”，抑或可改为先救父母？
我愿以后之中国，年轻人不必像我一样，没有当过市长的父亲和是名流的母亲，人生也照样可以有安全感保驾护航。
我愿以后之中国，李娟多起来，再多起来。
中国仍有一小半人口在农村，他们正是月收入千元左右的那些同胞。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人中，不少昨天或前天还生活在农村——这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之社会关系之和复杂而不单纯。
我发自内心地拥护对农村的全面扶贫。
我见证了许许多多同胞的社会关系之和在向好的方面发生量变和质变。
我见证了“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正逐步成为事实；神仙顶是那事实的一部分。
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这使我活得不矫情；我不信“他人皆地狱”，这使我活得不狡猾。
我平凡，我普通，我认真做人，我足够坚忍。我有幸福的国情、温暖的亲情、真挚的友情——人生主要的三福气我占全了，夫复何求？我复何求？
麻醉师开始在我手臂上涂碘酒。
我开始默背我所喜欢的一首诗：
我是裸着脉络来的，
唱着最后一首秋歌的，
捧着一掌血的落叶啊，
我将归向
我最初萌芽的土地，
……
针头刺入静脉，我的血管里感到一丝凉意。
我闭上了眼睛。
“方婉之，咱们开始数数哈。”
听来，像天使的声音。
我没数数，我继续背诗：
小溪的水呵，
缓缓地流呵，
我呵，像一艘
载满爱的小船，
一路低吟着，
来在世人面前
……
我包容……
我宽恕……
我成为我……
2020.10.13
北京